这些天，无论我走到哪里，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总会问我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政治体系怎么了？作为受益于、而且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受益于移民、贸易和科技创新的国家，美国为何会突然出现反移民、反创新的保护主义？为什么一些极左翼人士、乃至更多的极右翼人士将粗暴的民粹主义奉为圭臬？民粹主义承诺要回到不可能重现的过去，而这样的过去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甚至根本都不曾存在过。

的确，一种对全球化、移民和技术，甚至变化本身的焦虑笼罩了美国。这并不新鲜，它和蔓延全球的不满情绪并无不同，这种情绪经常体现为对国际性机构、贸易协议和移民的怀疑态度。从英国最近投票脱欧以及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党派的崛起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种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恐惧，而这种恐惧的根源并非经济。如今一些美国人流露出来的反移民、反墨西哥人、反穆斯林和反难民情绪与过去的本土主义运动遥相呼应，比如1798年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19世纪中叶出现的“一无所知运动”（Know-Nothings）、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反亚洲情绪以及其他类似情况。在这样的阶段，会有人告诉美国民众，只要控制住某些威胁美国的团体或思潮，他们就能重拾昔日的辉煌。过去，我们曾经克服过这些恐惧，今天，我们会一如既往。

但某些不满情绪是根植于对长期经济力量的合理焦虑。几十年来，生产率增速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造成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速放慢。全球化和自动化降低了工人的位置，削弱了他们获得一份体面收入的能力。太多原本能成为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才在金融业埋头于资金运作，而未能将其才干用于实体经济中的创新。大企业和精英们遵循的规则似乎往往和普通民众不同，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似乎只是加剧了他们与民众之间的鸿沟。

因此，有人在操纵这一切的主张得到这么多人认同一点儿也不奇怪。但出现这种可以理解的挫败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政客煽风点火，火上浇油。要记住，资本主义一直是世界繁荣迄今最大的推动力和机遇所在，这一点很重要。

在过去25年中，极贫困人口的比例已从近40％降至10％以下。去年，美国居民的收入实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增幅，贫困人口占比也出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大降幅。实际工资在这个经济周期的增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高的。当前政治论战背后的一些焦虑情绪源于全球化和技术转型，但如果没有全球化和技术转型，就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悖论。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荣，我们的社会却充斥着不确定性和不安情绪。我们面临着选择——要么退回到封闭的旧经济中，要么奋勇向前，承认全球化会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剧，但同时努力让全球经济为所有人带来福祉，而不仅仅是那些处在社会顶层的人独享红利。

为善之力

盈利动机可以给公众利益带来巨大动力，推动企业创造出消费者赞不绝口的产品，促使银行向成长之中的公司放贷。但这样的动机本身并不能带来广泛共享的繁荣和增长。经济学家早就意识到，自主运行的市场可能崩溃。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包括《经济学人》讨论过的垄断倾向和寻租行为、企业未能考虑到决策对他人造成的环境污染影响，以及各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可能导致消费者面对危险产品或过于昂贵的医疗保险。

更根本的一点是，代表少数人利益、而不对大多数负责的资本主义是对全体的威胁。能消除贫富差距并实现全面增长的经济体才更成功。1％的人控制99％的财富，这样的社会绝不会稳定。贫富差距并不是新鲜事，但就像贫民区的孩子能看到附近的摩天大楼那样，技术让所有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看到了最有权势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增长超过政府能力的期望值和无处不在的不公平感削弱了人们对制度的信心。如果失去了信任，资本主义和市场就无法再像过去几百年那样继续为人们造福。

这个关于进步和危险的悖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虽然我对自己的政府八年来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但我也始终承认，我们这个联邦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统这份工作就像接力赛跑，它要求每一位总统尽职尽责，带领我们的国家更向最高梦想靠近。那么，我的继任者应该向何处迈进呢？

要继续进步，就要意识到美国经济是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拆分所有的大银行，或者设置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关税，对此类更激进的改革抽象地说来可能挺吸引人，但经济并非抽象事物。它绝不仅仅是一块块重新设计，然而再组合起来，而且还能不让人们受到实质性影响。

相反，要充分恢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并让努力工作的美国人能在这样的经济中大展拳脚，就要解决四大结构性挑战——提高生产率增速，防止贫富差距加剧，确保所有想就业的人获得工作，以及为了今后的增长加强经济韧性。

重塑经济活力

首先，近几年出现了难以置信的技术进步，比如互联网、移动宽带和设备、人工智能、机器人、先进材料、能源效率的提升以及个人定制药物。不过，尽管这些创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它们并未大幅提高生产率增长指标。过去10年间，美国的生产率增速居G7之首，但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幅都出现了下降。如果不加快经济增长，无论怎样进行分配，工资涨幅都无法达到人们的预期。

近年生产率增速放慢的一大阻力是公共和私人投资不足，引发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则是金融危机后遗症。但这其中也有我们给自己设置的障碍，比如反税收意识，它基本上切断了新增公共资金的所有来源；限制赤字，代价是把维护费用推给了我们的下一代，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以及陷于党争的政治体系，它让此前升级改造桥梁和机场的那些跨党派诉求变得毫无希望。

我们还可以通过营业税改革来降低法定税率，通过填补漏洞以及基础研发方面的公共投资来促进私人投资和创新。以教育为核心的政策很关键，它既能加快经济增长，又能确保大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这样的政策包括增加早教资金，加强高中教育，让更多人负担得起大学费用以及推广高质量的职业培训等。

提高生产率和工资还依赖于在贸易规则下形成全球竞争局面。虽然来自国外的竞争给一些社会群体带来了不利影响，但贸易对我们的经济来说利大于弊。出口帮助我们摆脱了衰退。我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显示，美国出口型企业的平均工资比非出口型企业高18％。因此，我将继续敦促国会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并推动与欧盟签署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合作协议（TIPP）。这些协议以及进一步促进贸易的措施将给劳动者和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生存环境。

其次，除了生产率放缓，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都在扩大，这种现象在美国最为突出。1979年，1％的美国人获得了7％的总税后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7％，增长了一倍多。这是对美国民众立身之本的本质性挑战。我们不嫉妒成功，相反，我们渴望成功并欣赏成功人士。实际上，我们对贫富差距的接受程度往往高于许多国家，因为我们相信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并且会看到我们的下一代取得更高的成就。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说：“虽然我们绝不会对资本宣战，但我们确实希望让最不起眼的人获得和别人一样的致富机会。”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它破坏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它让社会阶梯的顶端和底部变得“更黏”，下面的人难上去，顶端的人也难失去既有地位。

经济学家已经为贫富差距扩大罗列了许多原因，比如技术、教育、全球化、工会日渐式微以及最低工资水平下降。这些说法都有道理，而且我们已经在所有这些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我相信，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也是一个主要因素。以前，各层次劳动者的互动较多，比如在教堂、在孩子们的学校以及在市政组织，这限制了公司高管和员工的收入差距。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CEO们从公司回家要花大约20分钟－30分钟时间，和普通员工差不多。这个限制因素的削弱乃至消失是如今CEO工资比普通员工高250倍以上的原因之一。

消除贫富差距并实现全面增长的经济才更为成功。这不仅仅是个道德课题。研究表明，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增长较为脆弱，衰退也较为频繁。财富集中在上层意味着推动市场经济体的大众消费支出变得更少。

美国已经证明情况可以改善。去年，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幅超过了收入最高的人群。据财政部测算，在我任内，我们要让收入最低的那20％的家庭到2017年实现18％的收入增长；同时，对于年收入超过800万美元，也就是处在顶部的那0.1％的家庭，我们将把他们的平均税率提高近7个百分点。虽然那1％的最富有居民现在从他们的公平份额中拿出了更多的钱，但在我任内进行的税收调整让其他家庭收入的增长超过了税收的变化，而且二者的差距至少高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

但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今后，我们需要更积极地采取措施，以便扭转几十年来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的局面。工会应该发挥关键作用。它们要帮助工人提高收入，但也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全球性竞争。提高联邦最低工资，为没有子女的劳动者提供更高的所得税免税额，限制高收入家庭的免税幅度，防止刻苦学习的学生因为大学的高收费失学，确保男女同工同酬，这些措施也都有助于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三，成功的经济体还依赖于给所有想就业的人提供真正的工作机会。然而，美国壮年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呈长期下降态势。1953年，25岁－54岁的男性中不工作的只有3％。现在这个数字是12％。1999年，23％的壮年女性没有参加工作。现在这个数字是26％。2013年底以来，随着经济走强，进入和重新进入劳动者行列的人抵消了老龄化和婴儿潮一代退休的影响，稳定了劳动参与率，但并未扭转这个长期不利趋势。

被动失业会影响生活满意度、自尊、身体健康和道德水平。阿片类药物滥用出现了惊人增长，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因过量使用此类药物死亡或者自杀的数量也在上升，而且这个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最为迅猛，这些都和被动失业有关。

让陷入困境的美国民众更多地留在就业市场上有很多办法。比如，为换了工作但无法维持收入水平的劳动者提供工资保险；提高高质量社区大学的入学率，提供切实有效的职业培训，或者在找工作方面寄予协助，这些都有用。让更多劳动者可以拿到失业保险亦是如此。带薪休假、带薪病假以及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托儿和早教服务则会提高员工和企业的灵活性。改革刑事司法体系，便于刑满释放的人重获工作已经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如能付诸实施，也会提高劳动参与率。

构建更坚实的基础

最后一点，金融危机大大凸显了对更具弹性的经济的需求，这是一种可持续增长的经济，不会为了当下之权宜而牺牲未来。有了防范系统失灵并保证公平竞争的规则，自由市场才能繁荣发展，对此不应再有任何怀疑。

金融危机过后对华尔街的改革让我们的金融系统更加稳定，更能支持长期增长，这些措施包括提高美国银行的资本金，降低对短期资金的依赖，以及加强对一系列机构和市场的监管。大型美国金融机构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融资，这说明市场越来越清楚它们再也不是“太大而不能倒闭”的机构了。我们还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监管部门，也就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来追究金融机构的责任。这样，它们的客户就会按预先制定的清晰条款获得有能力偿还的贷款。

然而，就算取得了这些进展，影子银行体系的某些领域仍存在漏洞，住房贷款系统也尚未进行改革。应该探讨的课题是基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继续前进，而不是开倒车。同时，那些本应该站出来为进一步改革护航的人往往会忽略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反而会对整个体系进行全盘鞭笞。美国人应该讨论的是基于这些规则怎样做得更好，否认已有成就会让我们更脆弱，而不是更坚韧。

美国人还应该在负面冲击出现前做更多的准备。在目前的低利率状态下，财政政策必须在应对今后的经济滑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由货币政策独力承担稳定国内经济的重任。不幸的是，糟糕的政治环境可能往往凌驾于合理的经济之道。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我的政府实施的财政扩张力度远大于许多人真正认识到的——从2009年－2012年，我们通过十多份提案为经济提供了1.4万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但每项常识性措施都要和国会争斗一番，这让我们消耗了大量精力。我提出的一些财政扩张方案未能实现，国会则以历史性的债务违约相要挟，迫使我们过早地采取经济紧缩措施。我的继任者不应该在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还得为之抗争。相反，为受影响最大的家庭和经济提供支持，比如发放失业保险，这些应当是顺理成章获得通过的政策。

在经济状况良好时保持财政自律，以便在必要时为经济提供支持，同时履行我们对美国民众的长期责任，这一点至关重要。凭借《平价医疗法案》取得的进展，比如降低医疗保健成本和限制最富有人群的免税额度，可以控制政府津贴的增长，从而解决长期财政问题，且不会牺牲投资、遏制增长和机遇。

最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要求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过去五年中，在促进增长和减少排放之间进行权衡的想法已经被摒弃。美国已将能源行业排放降低6％，这还是在比五年前经济增长11％的情况下。美国取得的进展也帮助促成了历史性的巴黎气候协议，它是我们为后代拯救地球的最好机会。

对未来的希望

美国的政治体系可能会让人觉得沮丧。相信我，我清楚这一点。但它也是200多年来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过去八年取得的进展也应该让世界感到一些希望。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分歧和争斗，第二次大萧条还是被拒之门外。金融系统稳定了下来，而且没有花纳税人一分钱；汽车行业也得到了挽救。我实施的财政刺激措施甚至比罗斯福新政的规模还大，还要更早启动。我监督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复杂的金融体系改制工作，实施了医疗保健改革，还推出了汽车和发电厂减排新规。

结果一目了然，那就是一个更为持久而且继续增长的经济。2010年初至今，私营部门就业机会增加了1500万个；工资水平上升，贫困人口减少，贫富差距走势也开始发生反转；2000多万美国人获得了医保，医保成本增速则处于50年来的最低点；年度赤字削减了近四分之三；碳排放量也不断减少。

对所有未竟工作而言，新的基石已经奠定。我们就要开始书写新的未来。它一定会是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不光可持续，还会为大家所共享。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为了全体人民，为了子孙后代，继续致力于和所有国家一同打造更坚实、更繁荣的经济。

注：作者为美国第44任总统。英文版载于10月8日出版《经济学人》。